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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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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答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年产17亿台手机,3.4亿台个人电脑。我们可是占了全球半导体需求的一半以上。
但是我们能生产的芯片,不过是全球份额的5%。所以人家当然就有能力说,这个不卖给你,那个不卖给你,卡我们的脖子。
也不单是芯片的事,高精度的数控机床,很多新材料,都有可能被卡脖子,那生产怎么继续?出口怎么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来还在不在?
这个事对我们来说到底严重不严重?我们自己能做出高端芯片吗?
我四处打听得来的答案,还是有点让我意外的。虽然好多人觉得特别担忧,但是在行内人看来,答案没有什么争议,就两条:第一,挺难的;第二,肯定行。
清华大学的李铁夫老师告诉我的。他说,芯片问题不是个科学问题,而是个工程学问题。
什么意思?所谓科学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提出来,哪条路能通?不知道。甚至,这个问题,从根儿上有没有解?也不知道。
比如说,中国就有个实验室,在地下米,寻找宇宙里的暗物质。这样的科学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能不能有结果?有了成果有没有用啊?不知道。这叫科学问题。
而所谓的工程学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技术路线也是清晰的,只是暂时不知道怎么做到而已。
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知道它确实就在那儿,你也知道有人就去过,只不过你现在既没钱,也没地图,你不知道怎么去,这就是个工程学问题。
高端芯片就是这样的工程学问题。堆够了时间和资源,理论上,完全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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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不懂芯片,未来的事情,别人说得再斩钉截铁,我也只好将信将疑。
作为文科生,我们想问题倒是有另外一个套路,就是往回看,看看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而类似的事又是什么结果。
就像马克·吐温说过的:“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
那我就问了,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强权,要用自己的政治意志,通过封锁,把一个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驱赶出全球化体系,干所谓的“脱钩”?
你还别说,我就找着这么一位:拿破仑。年前的一位霸主。
很多人都知道,拿破仑的悲惨的结局。年,他率领大军远征俄国。结果,他的60多万大军,长途跋涉近千公里,葬送在俄罗斯冰天雪地的荒原里。这是拿破仑败亡的开始。
但拿破仑为什么要打俄罗斯?要知道,就在5年前,法国和俄国之间是签了和平条约的。那为什么还会翻脸?还会有年的这场远征呢?
我听到过历史学界的一个说法:当时拿破仑打遍欧洲无敌手,几乎已经靠武力搞定了整个欧洲大陆。放眼四望,只剩下一个对手,那就是英国。拿破仑是看不起英国人的。
他有一句名言说:“英国无非就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意思是,英国人除了会做买卖,会搞点全球贸易,啥也不是。隔着英吉利海峡,拿破仑想出来的最狠毒的招数,就是大陆封锁,和英国脱钩。
拿破仑先占一个道德制高点,指责英国“不承认全体文明国家所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规则”。
拿破仑的干法,可比今天某些国家还要狠。任何一艘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都不允许进入欧洲大陆的任何港口。凡是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只要上了欧洲的岸,当即没收,当场烧掉。
你看,拿破仑的目标很明显,要把英国赶出当时整个文明世界的贸易体系,要把英国活活地饿死。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英国还没有崩溃,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倒是先背叛了。
沙皇虽然跟拿破仑签了盟约,表面上是盟友,但俄罗斯当年穷,就靠向英国出口木材、粮食、皮毛,换回必需的工业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求。断了和英国的贸易往来,俄国的贵族们都快破产了。
既然明面上不能干,就只好背地里偷着干。结果俄国成了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一个巨大的窟窿。大量的英国货物涌入俄国,再从俄国的西部边境经过波兰、奥地利、普鲁士,输入整个欧洲大陆。
拿破仑忍意识到,如果要把大陆封锁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征服俄罗斯,而不是仅仅跟沙皇签一纸表面上的协定。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
你看,这个局面有意思吧,越是咬牙切齿要脱钩的人,越是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固若铁桶的人,其实内部全是窟窿。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规律,还是要尊重一下的。
更有意思的后果是,在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的那些年里,英国的出口非但没有受损,反而一度还增加了。
我看到的材料说,年,大陆封锁政策颁布的前夕,英国出口商品的价值约万英镑。到了年,拿破仑封锁正欢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约万英镑。
其实,正是因为世界市场被拿破仑这样不正常地切断,英国制造业的优势反而进一步被放大了。
这是我们文科生知道的历史。也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在全球市场上,有人试图通过自己的政治意志,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把某一个国家从世界的合作体系里排除出去,所发生的事情。
你听出来了,我意有所指。今天被“卡脖子”的中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应到刚才那个故事,恰恰是当年英国那个角色。
很多人对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身在亚洲大陆,所以还是那个满脑子黄土地思维的大陆国家。
错了,今天的中国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今天的全球化系统中,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是中国在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大旗,在扮演无所不在的蓝色海洋角色。
所以,结论很明显,只要中国保持对外开放,只要中国人没有脱钩的意愿,谁也不可能把我们驱赶出去。
我们还要反过来对那些高喊脱钩的人说一句:拿破仑,了解一下?
话说回来,拿破仑也好,美国人也罢,他们犯不犯这样的错误,那是他们的事。而科技创新,自己不受制于别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实实在在的任务。
现在,我们做得到底怎么样?除了芯片,我们还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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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我今年是逢人就请教。科技创新,我们做得到底怎么样?除了芯片,我们还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补上?
你别说,还真有几个视角,挺有意思,这些视角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正在发生的中国科技创新,也了解一下?
你还记得9月15日,消息传来,美国针对华为的“芯片禁令”生效,那时我们的感受吗?我们作为普通吃瓜群众,我们着急,我们愤怒,我们束手无策。
确实,过去这多年,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搞科技就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学,就是把别人的成果引进,所以,自然是一小部分精英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中国是长大以后的中国,成年之后的科技体系有多种多样的点亮方式。
为了了解科技创新,我委托了几组同事分头去采访了一些重头项目。比如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今年11月刚刚并网发电。
但是我们同事采访回来告诉我,你可别搞错了,华龙一号可不是一个设备,它是一组技术。研发这么一套东西,需要多家公司的合作。
那些技术难点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外飞仙,而是需要无数的人花时间,动脑筋,一点一点地去解决。
给你举个例子,汽轮机低压转子重量吨,安装的精度只有2丝,相当于一根头发的三分之一。
神秘吗?不神秘。难吗?当然很难啊,极难。一次安装涉及近道工序,上千项作业条目,近5万项数据,才装得上去啊。
中国创新的真实场景,就是这样,在一间间的工厂,一条条的生产线上,由中国的2亿工人,每年毕业的将近万理工科大学生,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挑战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实现的。
意识到这一点,我对中国创新的担心确实就少了一点。为啥?因为它不是一小拨中国人,看着几座孤零零的、拿不下来的科技碉堡束手无策。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挑战,被拆解成庞大的工作量,然后靠资金、资源、人才、时间、耐心、决心,一口一口地吃下来。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这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擅长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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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有个大印象,中国科技在整体水平上可能还行,但是尖端领域欠债太多。
你看芯片就是典型吧,14纳米我们可以量产,但是7纳米、5纳米、3纳米,我们现在就做不到啊。这个印象不能说是错的。请注意,我们的存量欠债确实很多,但是追赶速度特别快。
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国被卡脖子的那些技术,往往都是因为材料的问题。比如,制造芯片的高纯度硅材料,还有光刻胶材料,等等。
中国材料科学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我请教了孙亚非老师,他说:现在材料学领域的顶尖论文中,要想找到一篇没有华人作者的文章,很难。
业界有一个估计,中国科学家在材料学前沿领域的贡献在一半左右。
他列出了未来具有超强影响力的20种新材料。那这里面有多少种材料的前沿研究有中国科学家的参与呢?13种。
这才是真相。下回我们要是看到哪个科技领域我们是落后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差距,还要看到正在追赶的速度。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担心又缓解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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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遇到的更有意思的视角,是梁宁老师带给我的。
她说,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铁板钉钉的,那就是关于自主创新的战略决心。这是这一年我们拿到的最珍贵的果实。
你还记得前些年吗?在很多领域,要不要搞自主创新,这事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自己做,不如买,买的便宜。也有人说,自己做,太难,机会过去了,不太可能。还有人说,加入全球化,跟他们互相依赖,不就行了吗?
但是到了年,这些争议消失了。自主创新成了共识。请注意,共识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虚。共识的背后,意味着一张张的订单,一笔笔的投资,一个个的政策,放在做好准备的人的面前。
这是一张在今年流传甚广的卡脖子清单,你翻过来一看,这是什么清单?这不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清单吗?
今年我在向红杉资本的沈南鹏请教的时候,我还有点忧虑,没想到他特别兴奋地跟我说,今后几年的市场机会都特别好。我还以为他讲的是投资项目。他说不仅是投资,是这一代理工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机会特别好。
你想,放在前几年,他们毕业,最好的选择无非就是去那些大厂。而今年呢,你就看这张表嘛,无数个新的机会窗口打开了。那些卡脖子的点,都需要国产替代。
那就意味着一个个发展神速的创业公司一定会诞生。所以,这一代大学生还犹豫什么呀?根据自己的专业所学,加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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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解中国创新的现状,我们就越知道,中国创新的水位是在不断抬升的,我们就越没有那么恐慌。
你就想,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科技虽然有短板,但是并没有缺环。几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领域,中国都有国产替代企业,不信你去看看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名单。
再加上庞大的科研经费投入。再加上全民自下而上的创新热情。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过去,力量可能还比较分散。而年,突然有人告诉它,打这儿,打这儿,把靶心都给画好了。你说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张在今年流传甚广的卡脖子清单,你翻过来一看,这是什么清单?这不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清单吗?
这就是长大以后的中国创新的样子:长大以后,我们能够把卡脖子清单,转化为机会清单。
法国作家加缪的一句话,也许可以把我们此刻这种复杂的感受呈现出来,他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第五部分:线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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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数字化。
所有的数字化平台,今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那真是我们熟悉的那句歌词:你问我将要去何方?他们都指着数字化的方向。
今年,无数人跟我说,罗胖,还是你们好,得到APP的业务在线上,不受影响啊。我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一笑,外表十分淡定,内心慌得一塌糊涂。
你们无法理解一个“年近半百的过气网红“的感受啊。线上世界的残酷,只有我们线上世界的人懂。
我们动不动就说,所有行业都值得用新平台重做一遍。但是重做一遍的方式呢?好像也没什么新鲜,就是在新平台上开个号,然后攒粉丝,然后等待遥遥无期的变现。然后等待下一个新平台再开个号,再攒粉丝。
可怜我老汉一把年纪,真的追不动了。线上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都懂。来得快,去得也快,价值成长很快,但是沉淀和固化很难。
更重要的是,一代平台,除了头部玩家,大多数人都在吃瓜。
好吧,新时代那么多平台来来去去,老汉我跑不动了。望着远去的马拉松队伍,我找了个花坛坐下来,突然听到了这么一句话,来自英国摇滚巨星大卫·鲍伊:“音乐这东西将变得像自来水或电一样方便可用……你们得做好要办很多巡演的准备。”
对呀,音乐这个产业,这么多年,被数字化按在地上摩擦。就在过去几十年,他们为版权,打了多少次官司,那些明星骂了多少次街。
最后呢?就是鲍伊说的呀,线上的音乐真的像自来水和电一样,既方便,又便宜。那什么在为音乐人挣钱呢?换句话说,什么是真正为音乐产业创造价值的环节呢?反而变成了线下。
过去40年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上涨了%以上。今天的那些全球摇滚巨星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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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对我启发挺大的。所以今年我们做了一点反方向的尝试,我们往线下跑,搞了一个《启发俱乐部》。
就在北京SKP商场门口的得到学习中心。每周三晚上8点,我在这儿讲一场,线下卖票,线上直播。这个现场很小,不到个观众,这规模是怎么也扩大不了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干呢?刚开始,我只有一个朴素的直觉,我在这儿一直讲,讲十年,也不止是周三我一个人讲,我的目标是每天晚上都有老师在这讲,把它给填满。那十几、二十年后,它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景观。
你想,北京SKP,什么所在?今年可成了全世界销售收入最大的商场。我们这帮人要在这个全人类消费文化制高点的门口,偏偏搞出这么一个课堂。一直在这儿讲,咱就成了个学习钉子户,我想想也挺兴奋的。
我就喜欢看你,明明想要买包包,却不得不和我一起终身学习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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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来了,虽然我们刚才说,二十年后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景观,但为什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是哪些因素,有可能把它造就为一个景观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天,我听说有一对观众是一起来的,那是一对父子,而且那天是孩子的生日。孩子是个初中生的样子。
我很开心,就问那个爸爸,您是我们得到APP的重度用户吧?
结果爸爸回答,其实不是。APP刚装上。然后我就问那孩子,那你是我们的重度用户吧?
孩子说,我是跟我爸来的,我也不是。
那个爸爸说,我就是想让孩子看看,一个人好好读书,而且能把读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是个什么样子。那个孩子说,我爸爸特别希望我来,而且我生日这天,我也想和我爸一起聊聊。
当天,我迎来了两位消费者。块钱的GDP,真实地被创造出来了。但他们消费的,并不是我,甚至都不是我当天讲的内容。
我提供的只是一个工具。他们用这个工具来定义、巩固和强化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孩子生日这一天。
当天这个场景让我看到了一些真相。SKP门口的得到学习中心,和里面的《启发俱乐部》,提供的是一个意义的容器,一个意义的存钱罐。
我往里面存了一点意义,被南来北往的人看到了,他们也跟着往里存自己的意义。
意义越聚越多,这个存钱罐就越显眼,就能汇集更多人的意义。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我只是这个存钱罐儿的发起者,并不是拥有者。
这个价值扩展的过程,是坚定的、可持续的,甚至,它是可以超越一代人的生命限制的。
法国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文艺青年都知道,这是萨特、波伏娃、加缪那一代人讨论问题、写稿子的地方。
今天很多到巴黎旅游的人,都要去看一看,喝杯咖啡,虽然萨特和波伏娃早就不在了,但是每一位新到访的游客,都会在这个存钱罐里多存一笔意义,让这个存钱罐越长越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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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太理解这种效应了。岳麓书院、西湖、泰山,都是这么被造就的线下场景。
就拿武汉的黄鹤楼来说,三国时期,这个意义存钱罐就已经立在这儿,当然刚开始往里存东西的人很少了。
直到唐代,大诗人崔颢,往里面存了一句千古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然后李白来了,看了这一首,写得好啊,服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虽然没写诗,但同样往这个意义容器里存了一笔。
李白出去转一圈,又不服了,接着回来又存了更大一笔:“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一互动,这个头一开,可就不得了了。这一千多年,来过黄鹤楼的人,写诗或者吟诗,这都是在往里面一笔一笔地存储意义啊。
一直到它成为中国的文化地标,成为著名品牌。
意识到
“
意义存钱罐
”
这个效应,可以打消我们心里的很多傲慢。在数字时代,价值创造,不仅是一个人想出一个好主意,然后在数字世界里,拼命地传播、扩展、增长、破圈的过程。它更需要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意义容器。
在真实世界里,制造一个机会,让走过路过的人能把自己的意义放进来,包括那些喜欢你的、无视你的,甚至是讨厌你的人,那个最初的价值才会被固化下来。
如果没有这个意义容器,价值就会随风飘散。炒作没有价值,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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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画家,画了一幅新的作品
,
邀请那个最有钱、最识货的收藏家,来看看喜欢不喜欢。如果喜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不是这事儿就成了?
当然不是。
一幅好的作品,必须交给画廊,画廊必须去办画展,画展必须开放给成千上万买不起这幅画的围观群众,来参观,来打卡。在这个过程的最后宣布,某某藏家收藏了这幅画。
这个过程当中,那些看似没必要的环节,比如那些买不起的围观者,贡献了什么价值?更进一步地问,那个藏家花一大笔钱,他买下来的究竟是什么?
你会发现,一幅画的价值链条里,赞叹的人、批评的人、哀叹自己买不起的人、拍下来发个朋友圈打卡炫耀的人、写篇文章赚稿费的人,所有这些参与了但是没有最后买的人,都通过画展这个意义存钱罐,对这幅画的价值做了贡献。
而最后那个藏家,是把这一切价值打包买走,可不只是买走了那幅画本身啊。
一套价值的创造过程,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参与,不只是线上,更有线下的社会参与。
年,挺难的,很多做线下生意的人有点灰心。我就是想给大家打打气。你看,我也参与到线下来,线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价值创造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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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别停留在这个结论上。毕竟咱们处在一个数字化时代,咱们不能对线上的价值视而不见。到底是做线上还是做线下?
有些人就会陷入到做线上还是做线下的纠结中去。不是有句话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长大以后,我们说,我们都要。
这几年,小红书APP带火了两个词,一个叫种草,一个叫拔草。
种草,是在数字世界里对某个东西、某个场景产生向往,。不管它是一个餐厅、一个咖啡馆,还是一家书店。
而拔草呢,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里去亲自体验,去吃饭、去打卡、去买书,然后把自己的体验在数字世界继续记录、标记。
这个过程,不就是从线下到线上,又返回线下的过程吗?正所谓:拔草复种草,春风吹又生。
还记得电影《哈利·波特》里面的一个场景吗?
在第九站台和第十站台之间,有一个9站台。它是连接魔法世界和真实世界的通道。在那边,是巫师的世界;在这边,是麻瓜的世界。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想做成一件事,就需要找到一个9站台,让你能在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反复穿梭。
有人会说,数字世界那么好,你和任何事物之间的距离都是一键可达,任何资源的存在都是无始无终,天长地久,为什么一定要穿梭到现实世界呢?为什么不仅得有线上的灵魂,还得有线下的肉身呢?
数字世界有千般好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丰富了,以至于这种富足感,让选择的动力丧失了,意义就被稀释了。而回到线下,你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边界,选择就回来了。
凡是选择,必有理由。每一次给出理由,都是在为自己创造意义。同时,也是把你自己的意义放进了那个更大的意义存钱罐中去。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歌星,现在这个时代,你的歌在数字世界里随处可见,如果只有这个,你红的时间可能很短。
但如果你有能力到各个城市开演唱会,你的歌迷就开始面对选择:要不要去?买什么价位的票?跟谁一起去?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歌迷就给这场演唱会、这个歌星,赋予了他自己的意义。
更好的例子其实是奥运会。刚开始,它只是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头脑中的一个观念。
但每隔四年,它都要下凡,就是来到现实世界真的闹腾一回。它带来了一系列的边界,既有时间的:四年一回;又有空间的:这一届只在某个城市。
好了,所有人都要选择了:运动员要选择,要不要在这一届冲刺金牌;观众要选择,要不要去看比赛和旅游;城市要选择,怎么借机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主办国要选择,怎么推广自己的文化;各大品牌要选择,怎么做广告;最新科技要选择,怎么利用奥运会来展示自己,等等等等。
你看,人人都在做选择。一百多年,每四年发生一次的线下聚集,让当初的一个念头,滚动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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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刚开始的那个疑问,在这个数字化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又想上车,又怕被撕得粉碎,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得不同时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学会利用那些已有的意义容器,收获自己的价值;第二件事,我们必须考虑,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新的、可以留传后世的意义容器。
长大以后,我们得为世界创造新的意义容器。
简单地说,做任何事,我都要问自己,你的9站台在哪里?你的黄鹤楼又在哪里?
第六部分: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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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一个很新的挑战,摆在我们所有做事的人面前。过去我们都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做手头的事,资源不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调用远方的资源,乃至是全球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但是今年呢?我们突然意识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处境,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国家内,一个城市内,甚至是一个小区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
将来疫情过去了,年也是给我们出了一道挺有意思的思考题:我们能不能以资源有限为前提去实现目标?
今年教育专家沈祖芸老师就在她的《全球教育报告》里讲了一个精彩的案例。我激动地跟着沈老师,干脆去了一趟。
这是一所山村小学,坐落在北京怀柔区的深山里,叫九渡河小学,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山村小学。
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山村小学,要说硬件,其实并不差。山村小学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好的师资力量。整个学校原本只有23个老师,都是当地的老师。
可想而知,要把一个外地毕业的大学生,把一个名师派到山区去教书,留在那里,有多难。如果名师才是学校资源的话,那九渡河小学这样的难题就无解。
年1月17号,来了个新校长,于海龙校长。他干了一件事,在周边的几个山村贴了很多告示,招辅导老师。
告示贴出来,一周时间,80多人报名。你可能会有点奇怪,村里能有什么辅导老师呢?
有,是剪纸的、做豆腐的、做灯笼的、养蜜蜂的、养鱼的、养蚕的、榨油的、厨师等等。
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村民,大家有的,也就无非就是平日里农家谋生的本事。你可能有点泄气,以为于校长能搞什么创新呢,搞了半天好像也就加了几门兴趣课。
学会磨豆腐倒是没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家长,送孩子来学校,不是为了让他长大磨豆腐呀,孩子将来可是要凭本事考学的,学会磨豆腐,文化课咋办呢?这不解决问题呀!
精彩的来了。于校长要求孩子,不仅要把做豆腐出来,还要卖出去,你看,做豆腐就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下,学校里原本的各种文化课程就能被融进来了。
怎么把豆腐做出来?科学课的内容就进来了;怎么把各项成本核算清楚,各项收入记录明白,算术课的内容基本上就涵盖进来了;别忘了,这些豆腐还要卖掉,卖给其他学校的食堂和周边的餐馆。那么就要写文案,打动人,语文课就涵盖进来了。
豆腐课的引入,只是引入了一个壳,一个挑战,而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那些知识点,被于校长装进了这个壳里。孩子能学到的东西,甚至比课程标准要求的还要多。
比如说,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孩子六年级要学百分数。但是磨豆腐需要计算黄豆和水的比例,所以孩子们提前就学会了。百分数对孩子们而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经验。
国家课程标准规定,三四年级科学课要了解重量单位的换算关系,要学会使用仪器测量质量、体积和温度。这些内容,孩子们一边做豆腐,一边就全都掌握了。
类似的课程还有很多:木工课、烘焙课、瓷器课、传统手工课、养殖课、蔬菜栽培课……这些课都提供了挑战,知识的来源,可以是课本,可以是网络,可以是身边的辅导老师,这些课提供的只是要解决的那些问题,问题可是学生们自己的。
问题是最好的老师。
带着真问题,去满世界寻找解决方案,这是学习本来该有的样子。没想到吧?在这个山村小学,它真切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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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渡河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我还吃惊地发现了另外一件事,这里居然不教汉语拼音。
班上的老师,他告诉我:学汉语拼音,学写字,别着急。让孩子从口头作文开始,他要表达清楚一件事。他自然就要寻找把事情记录下来的工具。好了,他急着找工具了,那时候再教写字。写字有困难,再跟孩子说,有一个可以帮助你写字、认字的工具,叫汉语拼音,你要不要学啊?孩子自然就会愿意学汉语拼音。从挑战开始,再递给孩子解决工具,客观效果呢,就是至始至终,学习热情都不会被扑灭。
其实,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刺激不在这里。仅仅是学校在周边的村子里找到了资源吗?四周的村子也有收获。
磨豆腐、做木工、种菜、养鸡,这些事对于村民来说,原来只是生计和收入。而现在,九渡河小学的一个邀请,让他们成了老师。
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生命被这个新身份点燃了,这在乡土社会是何等的荣耀。
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聊过,他们跟我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这门手艺。
你看,不仅是学校有了资源,周边的村子,周边的人,也因此被照亮,有了光彩。学校和村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改善了。
有一句非洲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子。学习成长这件事,和周边的环境、和社区是一体的。
九渡河小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孩子在社区里长大,整个社区滋养孩子,而孩子给社区带来希望。这个良性的教育图景,我们在九渡河和它周边的土地上看到了。
我在九渡河小学大门口,看到了墙上写的校训,其中有两句:“脚下有根,眼里有光。”
为什么眼里有光?因为孩子是在解决具体的问题,眼里的光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找答案。根在哪里?根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在附近的人那里。
所以教育专家沈祖芸说了这么一句话,教育资源其实无处不在。资源就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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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是青海一个光伏电站的厂长,因为当地风沙大,经常小石子吹起来,造成光伏板破损率比较高,你作为厂长,你怎么把这个指标控制好?
青海塔拉滩光伏电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那怎么防止风沙呢?解决方案是种草固沙。草一长出来,光伏电板容易磨损报废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光伏板得定期清洗,水流到了板子下面的草上,光伏板又遮蔽着阳光,给牧草创造了完美的生长环境,牧草疯长,甚至遮蔽了光伏电板。
这下怎么办?人工除草?电厂很大啊,54平方公里,成本太高了。
工作人员的办法是,既然是草,那就放羊入场吃吧!就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发电站,入场了0多只羊。效果很好,除草的效率非常高,羊吃得也很开心,胖乎乎的。
问题是:羊群总是专在一个地方吃,眼见土地又有被吃秃的趋势,于是工作人员规划出了放羊路线,请牧民来到光伏电厂放羊,羊吃不到的地方就请牧民们手动除草,工资另算。
好了,原本这里只是一个高科技光伏发电,结果因为发生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又带来新的问题,接着解决问题,顺便改善了荒漠化,又发展了当地的养殖事业,还给牧民扶了贫,一举四得。
所以你看,还是前面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别忘了,资源可能就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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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我们得到大学成都校区5期的一个同学,他叫蔡平。几年前,他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一名边境警察。他所在的亚热派出所仅有13个人,却管着相当于六万七千多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
边防警察嘛,要执行公务,制止偷渡、走私、越过边境线的情况,那么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当地牧民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去团结牧民呢?且不说文化隔阂非常严重,双方就连语言都说不通。
那怎么办呢?边防警察的办法竟然是:种树!他们一群边防警察,想尽办法,在青藏高原上,种活了两棵树。
你可能会想,种两棵树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你想,那可是在米的青藏高原上,全是高山冻土,很多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一棵树。
这树一种,就是四五年,四五年都失败了。树经常是夏天活着,冬天就死了。终于在第五年的夏天,他们发现,在众多试种的树苗里,有两棵种在扎东寺的高山柳树没有死!
扎东寺是前往阿里神山朝拜的必经之路,老百姓现在只要一进庙里,就会看到这两颗树。
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啊。这些边防警察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能在自己生命当中,实现奇迹的人,当然,就有了威信。
树种活不久,就开始有牧民自愿加入边防警察的防护队伍,警民一同破获了很多起偷越边境和走私的案件。
你会发现,正如投资家苏世民所说的那样:“处于困境中的人往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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