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化及产业结构调整

从国家的赶超战略出发，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实施的赶超战略，一种是在违背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改革开放就是从自身比较优势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找到适合国情特点切实可行的经济增长路径，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缔造的经济奇迹与中国速度。

但改革开放前，我国资源禀赋的现实情况是劳动力过剩，资本稀缺，在这种情况下效仿苏联模式建立重工业体系显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

所以只能是在生产体系中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形成工业和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农业支撑工业，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行政指令配置资源，其结果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经济结构失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并因此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重工业化有违比较优势原则，增加了日后改革的对抗成本，但客观上也启动了重工业推动的工业化道路。

东北地区是重工业化战略的受益者，通过国家转移支付、资源调度、重点投资，在东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在东北战时经济原有工业基础上，对原工业企业改建、扩建，结合原苏联援建项目重点布局并新建一批国有企业。

从行业上看，依托东北地区资源禀赋结合战略目标需要，重点推动了能源工业、冶金和机械工业的建设。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投资重工业占全部投资总额的90%，为东北地区重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有一定的省际差异，辽宁省的工业总产值比重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但从工业结构上看，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上升的趋势一致。

这一时期重工业投资比重均值水平均高于其他时期，同期全国重工业投资比重为36.2%，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东北地区重工业部门体系形成，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地位得以确立。

固定资产投资在这一时期多倾向以钢铁为核心的相关资源产业，从工业内部产业部门的投资结构上看，投资基本集中在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初级部门，加工制造业也集聚了大量资源。

“一五”期间，国家把发展钢铁工业做为发展工业基地的重心，将鞍山钢铁、本溪钢铁和齐齐哈尔钢铁改建扩建列为重点项目，大连、抚顺等钢铁也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通化、乌兰浩特、北台等地集聚了一批加工成材厂。

全国机械工业26个重点项目中，其中15项在东北地区落成，包括机床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和矿冶设备制造等行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均在这一时期落成。

森林工业采伐企业32个，投资达8亿元，木材产量占全国产量39%。

如果将整个计划时期囊括在内，东北地区在石油工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大庆油田、辽河油田和吉林油田成为全国的石油化工基地。

煤炭工业建立以统配矿为主，地方矿为辅的生产体系，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蒙东地区均有煤炭工业的分布。“一五”时期原苏联个援建项目中，辽宁省24项、吉林省11项、黑龙江省22项，占全国投资总额的1/3，以辽宁沈阳为中心的重工业地域体系也由此形成。

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形成是依托资源禀赋，在举国之力支持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必然结果。

指导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有两个，其一是经济学家霍夫曼根据若干国家工业化模式得出的经验总结，即无论资源禀赋、影响生产布局的因素如何，工业化都会经过由生产消费品到生产资本品的提升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比重逐渐增大，意味着工业化的高级形态和必然归宿；

其二是经济学家菲尔德曼根据工业化启动阶段消费品需求不足，重点投资生产资本品的领域可以充分利用自我循环和自我服务以提升经济增长水平的经验总结，在假设只有内源性资本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生产资本品部门的投资越多越能获得长期经济增长。

基于这两个理论渊源，形成了形而上的赶超目标，跨越生产消费品的生产阶段而直接跨越到生产资本品的阶段，将发展重工业作为优先选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技术体系中依托于要素特征与资源禀赋的源技术发生变化必然使原有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尽管东北地区在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前僵化落后的产业体系，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重，改变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但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工业核心技术领域创新不足，未能有效转化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升级，缺少高端产业及高端价值链始终是东北工业体系的短板。

农业、工业与服务部门缺少深度融合，空间布局对技术应用及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存在制约，经济系统低效运行。

从东北各省的情况看，吉林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农产品加工行业产品附加值低，规模不足，缺少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滞后，产品技术存在壁垒，汽车产业优势不明显。重化工业结构性问题突出，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医药行业、电子信息产业与先进装备制造业近年来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助益于吉林省优化产业结构；黑龙江省传统能源产业随着资源日渐枯竭而不复昔日辉煌，产业资源整合不足，企业经济效益差成为黑龙江省的突出问题；

辽宁省工业企业效益下滑明显，装备制造业、冶金、煤炭及石油开采业等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新兴产业相对表现较好，年精细化工产业占比51.5%，高端装备制造业占比17.2%，提升了高端产业价值链。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优化产业结构以新产业革命技术要求带动产业体系的整体调整，对经济增长支撑力不足的东北地区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国有企业建立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在接收日伪资产过程中形成的。

在国家集中资源重点投资东北地区的过程中，以国有企业为绝对主体的工业体系建立，据年东北经济区统计年鉴记载，全区大中型骨干企业家。

各大生产基地初具雏形，比如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代表的原材料生产基地，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和汽轮机厂等为代表的机械工业基地，以三大油田和石油化工公司为代表的重要能源生产基地。

国有企业体系建立不但为国家上缴巨量积累额，而且为国家上缴巨额利税。从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看，国家统收统支的预算管理体制使国有企业投资增长难于适应自身发展需要。

在自身缺乏积累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更新改造、扩大再生产过于依赖于国家投资，这为东北地区投资依赖与产业锁定埋下了隐患，成为国有企业技改积重难返、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

根据-年金融统计资料和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企业剔除折旧基金后，企业净储蓄为负值，也就是说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新增投资，无法完成“老化”存量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再生产。

另外，改革开放后，小型化的国有企业占很大比例，小型企业发展过快降低了国有企业生产集中度，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企业投资短缺情况下倾向于短平快的项目，易造成重复投资与资源的浪费。

从资料数据来看，投资短缺的情况在年至年内稍有改善，根据年工业普查资料显示，这一期间国有企业留利占全部资金的比重由2.3%上升到3.9%，留利占工业利税总额的比重由3%上升到20%，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强度，满足了国有工业企业追求规模效益的需求。

但年后伴随企业税负负担的加重，留利状况陡然下降，投资积累资金增长缓慢，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部分国有企业在投资难以由内部现金流满足的情况下筹措外部融资以扩大积累，但偿债能力贫弱，在资金成本高企的情况下，贷款逾期形成呆账坏账，直接造成市场疲软。

从其根源来看，国有企业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旧制度瓦解崩溃的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生产需要积累，而这种积累是经由工业国有化的过程得以实现的。

国家掌握组织配置资源的权利，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建立重工业体系，集中资源进行行政配置，建立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承接资源配给形成基础生产单位，当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一定程度对价值规律的扭曲。

国营经济的建立是社会主义积累的开始，这种积累同样具备一些条件，比如一定个人和群体手中已有一定规模的资本积累，并采取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分工。

在社会主义积累中使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应社会主义国有化改造，将剩余产品补充生产资料的扩张，用以扩大社会再生产。

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形成的物质资源积累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原始积累，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加速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资本积累。

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生活的一切过程都服从于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目标，应该承认这种积累对国家恢复经济所起到的作用，当然也该看到初始国营经济的建立及资本积累是以个人积累和消费的挤出与牺牲农业为代价的。

长期以来，国有资本过度投资造成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远低于非国有企业。人员冗余，行政效率低下，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利润不高或投资需求不足的行业，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包袱，配合国家、地区发展的战略性要求，向优势不足的行业倾向性投资促进就业。

与之不同的是，民营企业私人产权促使其在市场选择下优胜劣汰，提高其生存能力，管理者及生产者发挥最大主观能动性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高。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公共产权无法调动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不能形成机制创新、生产创新的经营氛围，必然加剧其效率低下。

另外，国有企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国有企业因其国有性质占有政府大量行政性补贴及倾斜性金融资源，对民营企业形成了挤出效应，不但影响了民营企业发展，减少其有效产出，而且投资于国有企业的资本边际产出较低，形成双重资本投资效率损失。

根据生产领域规模报酬递减理论，当资本投入增加有效刺激产出达到临界值的时候，单位资本投入形成的产出增加值是递减的，资本投入超过最优规模就会使资本投入的效率降低，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经过长年的投资积累多数形成尾大不掉的规模体量，对已超过最优规模的企业继续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只会导致投资效率不高、徒增浪费的结果。